香港的喧囂和政治多元化的新聞媒體雖然不受隔壁中國內地對新聞業施加的那些限制，但多年來一直在與各種威脅作鬥爭。然而在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於一年前生效後，這些挑戰急劇增加。
週三，經常批評中國和香港政府的民主小報《蘋果日報》表示除停刊外別無選擇，這突顯了媒體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該報曾是香港讀者最多的報紙之一，現在正成為國家安全調查的對象，其創始人黎智英也因而入獄。
雖然香港地方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權，但在180個國家和地區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這個中國領土現在排名第80位，低於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2002年首次發布該指數時的第18位。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上個月告訴《紐約時報》：「毫無疑問，這是最糟糕的時期。」
以下是香港新聞自由遭到侵蝕的一些方式。
一部模糊的新法律
3月，在香港法庭外的抗議活動中，警察舉著警告新國家安全法的橫幅。
3月，在香港法庭外的抗議活動中，警察舉著警告新國家安全法的橫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6月，中國政府實施了一項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旨在消除阻礙其統治的反對派。香港是一個前英國殖民地，1997年回歸中國。該法律是在香港反政府抗議活動數月後頒佈的，抗議活動對北京構成了幾十年來最大的政治挑戰，一些抗議者呼籲該地區獨立。
法律專家表示，雖然該法律側重於恐怖主義、顛覆、分裂國家和與外國勢力勾結這四種罪行，但其模糊的措辭對新聞媒體有影響。今年早些時候，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以《蘋果日報》為例發出警告，警方將調查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新聞媒體。
官員們沒有澄清這意味著什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本週談及此事時表示，記者要靠自己來搞清楚如何避免違反國家安全法。她說，法律不應影響「正常的新聞工作」，儘管她沒有解釋她所認為的正常是什麼。
由於沒有人知道界限在哪裡，一種普遍的反應是自我審查。記者在採訪中避免某些話題，活動人士刪除了他們的社群媒體記錄，圖書館將親民主人士的書籍下架審查。活動人士、學者和其他人也不太願意公開發言。上月，一名法官解釋一名因國安法被指控的前立法者被拒絕保釋的理由，援引她在採訪中以及在給記者的WhatsApp私人消息中的評論，使得人們對公開發言更加猶豫。
不受拘束的小報停刊
2020年8月，黎智英在《蘋果日報》編輯部。
2020年8月，黎智英在《蘋果日報》編輯部。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8月，警察根據國安法逮捕了黎智英，正如他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所預測的那樣。幾個小時後，他們突襲了《蘋果日報》的辦公室，他的這份報紙堅定支持民主。一些記者在網上直播了警察翻查辦公桌的突襲影片。警方還逮捕了黎智英的兩個兒子及其公司壹傳媒的四名高管。
黎智英已因在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的抗議活動而被捕，根據國家安全法，他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勾結，包括呼籲對香港實施制裁。他已經因兩起與抗議有關的案件共被判入獄20個月，但仍面臨其他指控，包括欺詐和三項根據國家安全法可能被判終身監禁的罪名。（香港的首次國家安全審判於週三開始。）
現在看來，去年8月的突襲只是熱身。上週，數百名警察第二次突擊搜查《蘋果日報》的編輯部，逮捕了五名高管和編輯，沒收了記者的電腦並凍結了公司帳戶。其中兩名被捕者已根據安全法被指控串謀與外國勢力勾結。警方國家安全部門的一名高級警司也警告公眾不要在網上分享《蘋果日報》的文章。
《蘋果日報》週三表示，由於帳戶凍結，無法支付員工工資，已運營了26年的該報將停刊。當天，先是該報的主筆楊清奇被捕，他以筆名李平寫作。楊清奇在去年黎智英被捕後寫道，中共及其在香港的盟友「決定扼殺《蘋果日報》，扼殺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壓力之下的公共廣播公司
4月，香港電台製作人蔡玉玲（右中）和她的支持者在香港西九龍法院。
4月，香港電台製作人蔡玉玲（右中）和她的支持者在香港西九龍法院。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電台是一家由政府資助、以獨立報導著稱的公共廣播公司，目前正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份報告中，香港政府指責這家廣播公司缺乏透明度和客觀性，表示它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還有官員建議將其徹底關閉。
近幾個月來，港台多位高級官員相繼離職，其中包括廣播總監，他被一名沒有新聞經驗的公務員取代。從那以後，這家廣播公司取消了節目，拒絕了媒體獎項，並刪除了YouTube和Facebook帳戶上的存檔內容。林鄭月娥獲得了自己的節目，每天播放四次，解釋選舉法的變化，批評人士說，這些變化幾乎把民主派候選人排除在外。
今年4月，香港電台的自由製作人蔡玉玲因獲取公共記錄時做出虛假陳述而被判罰款。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稱此案「極為失當」。 蔡玉玲一直在撰寫一份批評警方的報導。她說，她的案件表明，官員們正試圖限制人們獲取曾經公開的信息。她正在上訴。
官僚壁壘
2020年7月，香港一家法院外等候的記者。
2020年7月，香港一家法院外等候的記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國家安全法之外，還有一些較小的政策變化，香港記者說，這些變化可能會妨礙他們開展工作。其中一些涉及與警方的互動，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警方曾與記者發生過一些緊張的對峙。去年，警方表示，他們只承認在政府註冊機構或知名國際新聞機構工作的記者的證件。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還說，只有「可信媒體」可以進入警方的封鎖線內採訪。
另外，政府還允許企業隱藏敏感的所有權數據，批評人士稱，這可能會使揭露欺詐行為變得更加困難。
媒體機構也稱，外國僱員的簽證處理出現了延誤，在個別情況下，他們的簽證被拒絕。去年夏天，《紐約時報》指出，由於國家安全法和簽證問題，決定將部分員工從香港調往首爾，不過其他國際新聞機構表示沒有離開的計劃。
更多的挑戰可能即將到來。
上個月，林鄭月娥提出了警告，她說政府正在探索針對「假新聞」的立法，問題是假新聞應該如何定義，以及由誰來定義。在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類似的立法被批評為壓制異見的工具。